世卫回应新冠口服药终结疫情详情，迄今没有任何一种传染病是单靠药物结束的。最终还是要靠药物、检测、疫苗以及各种防疫策略综合发挥作用，世卫回应新冠口服药终结疫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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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默沙东和辉瑞公司各自研制的抗新冠病毒口服药，已被证明在感染早期服用，可以明显降低高风险患者的住院和死亡风险。两种口服药都在等待美国药监局的批准，据称可能会在12月上市。近日美国疾病专家担忧口服药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国内的疫苗接种，警告称口服药不能取代疫苗，疫苗可以为更大范围的人群提供有效保护。
▲辉瑞资料图
据凯撒家庭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由于党派意见分歧、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以及疫苗接种强制命令等，美国的疫苗接种已经大幅放缓。目前只有72%的美国成年人已接种第一剂疫苗。
“口服药可能会使鼓励疫苗接种的努力白费了。”纽约市立大学健康传播专家斯科特·拉赞说，他对3000名美国公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八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吃口服药但拒绝接种疫苗，“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多名传染病专家以及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新冠口服药的新疗法确实为抑制疫情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不能将其与疫苗功效混淆，口服药也不能代替疫苗。不能完全依赖口服药，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新冠患者需要采用单克隆抗体注射疗法，才可有效防止病情加重。另一方面，新冠患者借助口服药阻止病毒在体内复制，以防止病情加重，但尽早使用口服药也具有挑战性。
因为尽管两剂口服药都建议患者需要在感染后的5天左右内服用，但新冠病毒开始在体内复制到引发炎症的时间。对每个患者来说都是不同的，因此每个人的用药窗口并不一样。“一旦出现呼吸急促或其他症状，身体就处于免疫功能失调阶段，抗病毒药物就没有多大的作用了。”传染病专家席琳·冈德博士说道。
“完全依赖抗病毒口服药就像掷骰子，虽然用总比不用强，但这是个风险极高的游戏。”疫苗专家、分子病毒学教授彼得·霍特兹说。许多人在感染早期可能并没有异常反应，甚至有些人自我感觉还非常良好，但他们的血氧饱和度已经在降低了。“很多时候，当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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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特效药”双杀
能否终结新冠大流行？
11月5日，《科学》杂志以《辉瑞的好消息是全世界的好消息》为题，刊发了Derek Lowe博士的文章，他是化学博士和新药开发的专家。Lowe博士认为Paxlovid的出现，对新冠治疗的意义十分重大。
他提到了三点预测：
如果辉瑞的Paxlovid和默克的molnupiravir联合用药，像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一样，预计不仅可以起到更好的疗效，而且可以避免耐药病毒株的出现。
需要尽快地让全世界以便宜的价格用上Paxlovid。辉瑞已经表示在 "致力于努力实现公平得到药物"，并且它正在探索怎样让其他国家生产这个药，计划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收入的不同，采用阶梯式的价格。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个药会让大部分病人不需要住院了，会减少医疗系统的负担，而且很可能改变疫情的发展方向。
另一位药物研发领域的科学家也在《科学》网站上写道：
在我们抗击新冠病毒的路上，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已经有了疫苗，现在又有了在疾病发生早期可以服用的药物，想想，有多少传染病能拥有这么多武器！
如今，疫苗市场竞争已经进入下半场，全球共有7条疫苗研发技术路线，分别是灭活苗、减毒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病毒样颗粒疫苗以及核酸疫苗(包括DNA疫苗和RNA疫苗)。
在有疫苗的基础上，再配合这两款药，是否意味着可以宣告疫情的结束？
虽然新冠治疗药物的不断成功给全球抗疫注入了强心剂。但不少业内专家也指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传染病是单靠药物结束的。最终还是要靠药物、检测、疫苗以及各种防疫策略综合发挥作用，谁也没法完全替代谁。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并不认为有了口服药“加持”，终结新冠疫情就有了“无敌杀手锏”。他说，世界上很少有病毒性感染是可以依靠药物被彻底控制的，因为这类药物需要在感染早期服用，越早越好，否则就没有效果。
对新冠来说，通常确诊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很难把握服药的最佳窗口期。如果一个人是无症状感染者，就更难以及时被辨别出来。
一位药学界人士在接受《自然》采访中也表达了这种担心，就是即使较贫穷的`国家能够负担得起新冠口服药，他们也不具备正确使用它所需的快速诊断能力。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富裕国家来说，快速检测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汕头大学病毒学专家常荣山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这类口服药的实际用途并不会很大，比较经济的、符合实际的方式，还是接种疫苗。他还担心，如果有了对口服药的依赖心理，反而会放松防控，不利于疫情控制。
不过，特效药的巨大成功无疑预示着一切都在慢慢好转，在疫苗与特效药的双重加持下，新冠不再难以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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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疫苗的研发一样，同为冠状病毒的SARS与MERS疫情结束之后，人们对于冠状病毒的兴趣便大大减弱，药企和科学家转向了治疗癌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和肝炎等疾病的药物研发，因为它们更有利可图。一篇发表在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文章指出，2000~2017 年，全球用于冠状病毒相关研究的资金投入为5亿美元，占同期传染病总支出的0.5%。
王浩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发达国家感染性疾病的治疗需求在下降，全世界对抗感染领域药物的研发投入是逐年递减的，除了吉列德，大型药企在该领域没有花费太大精力，而他从诺华离职后不久，该公司也砍掉了抗感染部门。“在新冠流行之前，制药界大企业根本就不把病毒放在眼里”。
现在看来，在这场寻找新冠特效药的竞赛中，跑得最快的机构，都得益于其长期的积累与投入。
莫努匹韦由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下属非营利组织DRIVE推动研发。“核苷类药物很难做，埃默里大学在这方面本身有长期的积累。”清华药学院院长丁胜表示。今天，在美国，超过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至少服用过一种由埃默里大学科学家研发出来的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类抗HIV药物。
病毒学家和化学家乔治·佩特在业界联合发明了一些治疗艾滋病和乙肝的抗病毒药物后，于2013年加入DRIVE，次年，他与同事便开始着手一项与国防有关的项目，目的是找到一种可以对付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化合物。
该研究团队希望找到的化合物，可以对所有的冠状病毒都有效。几经筛选和改造之后，便找到了化合物EIDD-2801，也就是如今的Molnupiravir。在对抗埃博拉病毒、基孔肯雅热和流感病毒的测试中，“雷神之锤”都把它们击倒了。
去年3月，该研究团队发现，新冠病毒同样在莫努匹韦的“射程范围”之内。同月，美国Ridgeback生物疗法公司与埃默里达成合作，默克又在去年5月与Ridgeback达成合作，共同推动莫努匹韦的临床开发。
辉瑞Paxlovid的成分PF-07321332的早期化学骨架也是在SARS期间立项开发的，当时其抑毒能力很好，但水溶性、吸收性不好，只能通过静脉注射给药，后来随着SARS消失而停止了研发。
王浩然说，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辉瑞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把这个药从注射剂做成口服制剂，且特异性很强，只需要非常少的剂量就可以达到抑制新冠“3CL”主蛋白酶活性的目标。他研究了该药物的临床前的数据，从细胞层面药效学到动物试验的毒理学等各个环节，“做得非常漂亮，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药物开发流程。”
资深药物研发人员德瑞克·洛夫感慨，在新冠病毒出现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人类有了全新的、针对它的定制药物。这样的速度纪录，想要打破它非常困难，他说，辉瑞在抗病毒蛋白酶领域有悠久的历史，专业知识的积累使其有一个高起点。而根据参与该药物研发的科学家所述，研发过程还利用到了人工智能（AI），在使用AI对其进行优化之后，才获得了可以口服的PF-07321332，并将生物利用率从1.4%提高到了50%。
根据相关统计，从2020年1月到2021年6月，药物研究人员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了数千项研究，其中有650多项在美国开展。目前担任FDA代理专员的珍妮特·伍德考克认为，这些试验在受试者招募上相互竞争，减慢了研究的速度。此外，她今年2月与人合写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截至去年11月，全球2895个临床试验中，只有5%的试验足够严谨，能够产生可能有用的证据。
在丁胜看来，比较值得期待的可能的新冠药物数量，也就在5个以内。他所在的机构也有一款针对新冠的新药在研，和辉瑞的药物是同一个靶点，已选定临床候选药物分子，且部分重要指标的临床前评价优于辉瑞，只是没有辉瑞的投入力量大，目前在做临床前申报研究，预计明年进入临床研究。
公开报道表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目前正在密集研发两款新冠治疗特效药——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和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体。其中，前者已获得国家药监局和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颁发的国内外临床试验批准文件，相关临床试验也已展开。
王浩然相信，很少有机构能够做出比辉瑞这款Paxlovid更好的新冠口服药，因为这是大公司几十年的积累，再加上它是花大钱“烧”出来的。在国内，大型药企还多处在“创新性仿制”阶段，而且从研发人员到知识沉淀，二者都有很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