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已经施行有6年的时间了，时间真的不断短了，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相信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么此时，我们就用数据来说话吧，很多人都说看完医改数据后真的好心塞啊，为何会这样呢?让我们一起看看。
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了一些数字。
1、分级诊疗
统计年鉴数据和趋势图显示，2005年以来，三级医院的诊疗人次增速明显快于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分级诊疗喊了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往三级医院扎堆。
2、民营医院和社会办医
民营医院服务量增速低于公立医院。另外，民营医院服务量增速也低于其床位扩张的速度。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2014年民营医院床位为835446张，医院总床位数4961161张，占比为18.8%。
2010年，全国范围内民营医院床位373669张，医院总床位3387437张，占比11%。民营医院床位5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从最终服务结果看，全国范围内2014年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占全国服务量的10.92%。
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8.12%。5年来，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占全国服务量的比例，仅增加了2%百分点。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不管民营医院资源增加了多少，老百姓的认可度并没有相应提高。
3、资源分配问题
各级医院的服务量和执业医师数量是成正比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三级、二级、一级医院执业医师数占比分为比：49%、44%、7%，诊疗人次占比分别为51%、42%、7%。看看，三级医院医生有多忙?
4、医生资源问题
医师数量紧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典型的比如儿科、妇产科，儿科医师数量下降得非常厉害，是所有科室里面下降幅度最狠的，2014年儿科医师数量比2010年少了1.1个百分点，妇产科医师下降了0.6个百分点，而其余科室医师人数或基本不变或略有增加。
自2009年我国新医改启动以来，公立医院改革一度进展缓慢，药改前景也从乐观陷入迷茫。如何改都会有不足，但不改问题更大。应对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继续改革，而不是左右摇摆，更不可走回头路。也许曙光就在不远处!
数据解读医改“中国答卷”
岁末年初,医改这个长“热”不衰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从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到基本药物制度出台,再到2014年大病保险、分级诊疗等一系列政策的不断深化突破,最近十余年间,中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提交了一份医改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答卷,效果怎么样呢?且看我们用数据来解读。
数据一:基层医院约10%的收入来自财政投入
十余年来,把患者留在基层一直是“医改”的目标之一。为了留住患者,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谓下了“血本”,一方面不断提高基层就诊的报销比例和范围,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基层诊疗水平。基层始终是重中之重。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将综合医院分为中央属、省属、地市属、县级市属、县属等五级进行统计,从过去十多年统计的医院各项收入占比来看,县属综合医院的总体收入中,财政补助所占比例始终遥遥领先。但数据也指示了应该完善的方向。从绝对值上看,中央属、省属等大医院,依然是财政投入的重点所在。
“单靠医保报销比例等经济杠杆,难以真正留住患者。”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建议,政府在加快基层医疗机构软硬件建设后,应当设置就医门槛,要求患者必须先到基层医院,实施分级诊疗。
数据二:农村医生十年增三成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12年,农村地区每千人中,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近35%。而在就诊人次方面,2005年至2013年,作为基层的一、二级医院,其诊疗人次总和也超过了全年医院总诊疗人次的一半,二级医院更是一直以来的中流砥柱。
但数据也显示了一些问题,三级医院的诊疗人次一路高歌猛进,2012年后更是高居首位,如何让大医院不再人满为患,解决“大医院医生累死,小医院医生饿死”的难题,也是百姓的期盼所在。
为此,国家于2011年启动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为群众培养健康“守门人”。
数据三: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二成
医患关系这个“结”怎么解,2014年的最大呼声是拉回法治轨道。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明确指出,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肃处理。
一年来,把医患纠纷处理纳入法治轨道卓有成效。然而,法律只能是最后一道防线。数据透露,问题可能还出在医患“比例”的总体失衡上。2003年至2013年,每千人中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加70%以上;可执业(助理)医师数却增加不到30%,这意味着医生的人均工作量增加了约1.33倍。
这边患者抱怨:千辛万苦挂到号,医生几句话就把自己打发了;另一边,医生们也很委屈:不是对患者不耐心,只是工作强度太大。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近八成的原因是没有或者极少沟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指出,看病不是买东西,医患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
数据四:“红包”禁令年年发
“红包”等灰色收入,不仅影响了医务界的行风,更是横亘在医患信任间的一道屏障。因此,针对“红包”,可谓禁令重重。
数据显示,近20年来,有关医疗行风和禁收“红包”的禁令,平均每年就会出台一次。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顾晋坦承:劳动得不到合理体现加上人情原因,是红包盛行的重要原因,也突显了医患信任的削弱。
在回顾进展、细读数据时,人们看到了可喜的进步,也看到了来自群众的期盼。这些期盼,恰恰是医改进入深水区后,需要啃掉的“硬骨头”。
面对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希望,大数据给出的现实指向,能帮助理清思路,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从而给出一份更对症下药的“中国处方”。
结语：虽然医改工作已经执行有6年的时间，但是医改的数据确实让人很心塞，那么6年的改革究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大家不禁反思，我们也希望国家的医改工作能够真正的做到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