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
沈琳女，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瘤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CSCO血管靶向治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CSCO胃肠间质瘤专家委员会(临床研究协作组)组长，中国胃肠道肿瘤临床试验协作组(CGOG)执行主席等。京医会常务理事。
专业方向为消化系统肿瘤的诊断与治疗，特别是胃肠道肿瘤的综合治疗与个体化治疗，是我国胃肠道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MDT)的发起人、倡导者和推广者。
在我国消化系统肿瘤领域享有盛誉，对胃肠道肿瘤术前分期、治疗决策、术后治疗等领域极具经验，对食管癌、胃肠间质瘤、神经内分泌肿瘤及胰腺癌等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是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
擅长治疗：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胰腺癌、胃肠道间质瘤、消化系统神经内分泌肿瘤等消化道肿瘤的诊断、靶向治疗等多学科综合治疗，内镜下消化道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恶性肿瘤的营养治疗。
在如今的医疗环境里，每一个人都感到不舒服，无论是患方，还是医方。曾经我以为，制度不改，则医患矛盾无解。
但当我采访了一位又一位名医，亲身感受他们诊室的和谐，与患者交流的通透，帮助与被帮助之间的感恩，我明白，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
对于疾病，病人与医生的视角天然是不同的，在患者的看来：“大夫，您只是在观察，而我是在体验。”因此，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主义者奥斯勒指出，作为医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医生愿意花时间对他的病有兴趣。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
医学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永恒不变的是对人的关怀。如果没有了这个不变的出发点，一切医疗行为都是盲目的。
人文关怀在我国医疗中的缺乏是个不争的事实，我相信，这只是社会变革必经的过程和代价，在医学的反思中，她终将回归——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医患问题的一把钥匙。
不和患者交朋友文/戴戴有人说，沈琳有点冷，她自己也这么觉得。但在我的几次深入采访中，我却深深感染了她对临床工作和研究的热情。
她掏出手机，打开医院的MDT群，就兴奋的像个孩子，直说“特有意思”；门诊里，家属为了对患者隐瞒病情，常常把患者“藏”起来不让见大夫，她就向家属一个一个患者地要，“我们天天和患者打交道，谈一个吓跑一个，谈一个吓瘫一个，还看什么病啊。”
肿瘤医生总是希望对患者说部分真话。
沈琳说，多数人获知自己身患肿瘤后，只有1%的人会拒绝治疗，绝大部分的人在经过几天的思想挣扎之后，都会积极主动地配合医生治疗，这是一种求生本能。治肿瘤，患者与医生的配合非常重要，都是治着看着，看着治着，边治疗边评估边调整，治疗没有回头路。
肿瘤医生有时也要说假话。
一位87岁的患者在当地做完手术，家人用手机拍了照片带着病历资料来找沈琳，希望知道术后是否还应该做化疗。
沈琳肯定地说，不用，“不管谁给你药都不要吃”，到了这个年龄他的这种疾病状态再做化疗，她肯定起不来床，甚至肝脏、心脏、肺功能的损害都会出来，手术完成就是治疗成功啦，以后也不需要老去检查，因为即使查出肿瘤复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回到家就告诉她，病都治好了，大夫让你好好溜弯、多活动。”
她有时会与患者很“亲昵”。
一边和患者打招呼，一边不经意地在患者的胳膊上捏一捏，像是老朋友一样。这个动作让医患之间瞬间拉近了距离，而沈琳也得到自己要的：通过这个部位，对患者的脂肪储备、营养状况、肌肉力量等全身的状况有一个初步了解。
患者是否消瘦，是搞消化的医生首先关注的，然后她要从中晚期肿瘤患者比词典还厚的资料中，用最快的速度理出头绪，给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她会用自己的方式给患者信心。
一位担心自己是癌症而压抑沉默的老人，听不懂女儿和医生交流的各种检查术语，试探地问“我这病有希望吗？”沈琳说：“太有希望了，你这病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在我这里就是小事一桩，我这儿的每个患者都比你重。”
无论是真话、假话、亲昵、信心，32年来，作为肿瘤医生，沈琳一心只希望让自己的患者的生命更长活的更好。
但，她不和患者交朋友。
沈琳说：
管理部门和社会上很多人常常要求医生，对待患者像亲人一样。这个观点，在医生圈子里很少有人能认同，如果真的当亲人，你会非常痛苦，特别对于肿瘤科医生来说，尤其是肿瘤内科医生，面对的患者多是中晚期的，很多人没有未来或预计未来非常差。
年轻的时候不懂自我保护，不知不觉就会和患者、家属产生感情，等患者去世时，那种痛苦，几年都走不出来。那时候就告诫自己，永远不能与患者走得太近，太痛苦了，无法承受，这种痛苦会伴随你一生。
从那以后决定不再和患者做朋友了，现在，就连自己朋友亲戚一旦成为我的患者，我和他之间会自然产生一种理性的屏障，不再把他当成另外的一种走得很近的人。
医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不知不觉就和患者成为朋友。一位年轻的住院总医师，有一个患者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个月前还参加马拉松比赛，一个月后就不行了，走了，这个年轻医生在病房里放声大哭。这种感情是不自觉的，不是你能控制的。
科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患者都走了很久了，他的妻子还会来找医生谈丈夫的这些事。的确，对于家属来说，他们无人可说，跟亲人说，都痛苦，和无关的人说，人家又无法理解。只能来找医生，毕竟他们亲人最后那段时间是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天然把我们当作倾诉对象。
可是，他们难过，我们也同样会难过。我们虽不是心理医生，但需要担承一部分心理医生的责任。慢慢地，做医生时间长了之后，会变得有距离感，不太跟患者成为朋友，包括患者的家人。
所以，有些时候，有人会说，沈大夫，你什么都很好，就是总觉得离你比较远，有点冷。其实我自己也能感觉到，自己比较冷，甚至对家人也是这样，常常关心不够，觉得家人得的任何病都比我的患者轻，任何病和肿瘤比都没法比。实际也是，任何病和肿瘤一比，哪还是个病啊。
职业时间长了，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对患者的负责。因为对于医生来说，你产生感情的时候，你就会不理性，会影响你的判断。对亲人，对朋友，你会变得保守，没法给他做决策，没法做合理的治疗。
什么时候能成为朋友呢？
就是患者完全治好了，不是以患者身份的时候，你跟他就能成为朋友，但对我们来说，患者走到这一步时，他也不需要医生了，很多不会再来，也就和你不会再成为朋友。
所以，我的朋友圈基本都还是医生，很少有其他人。我好不容易从这里面走出来，不可能再和患者成为朋友。
但我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适合我的职业。我觉得自己适合做医生，也能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如果通过我的分析、诊断、治疗，能让患者获得最大的利益，甚至有治愈的机会，你给我什么，我也不换。
不希望肿瘤患者最后的阶段是在医院渡过
戴戴：肿瘤治疗，是一个很长时间，这个过程是专职治疗，还是一边工作一边治疗？
沈琳：基本都是一边工作一边治疗，他在医院时间并不多。比如我身边那个医生患者，他真正离开工作就是手术那几天，或者那一两个月，其他都是以工作为主，不影响。本身肿瘤的治疗就是要求一边工作，一边回归社会，回归家庭，一边治疗，因为时间比较长。
戴戴：治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患者回归社会。
沈琳：对，肿瘤患者必须是一个社会人，家庭中的人，这个人的生命才有意义，如果成天在家里躺着痛苦万分，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我不觉得有意义。
戴戴：要回归社会，不要做一个专职的患者。
沈琳：是的，要回归社会，因为还没到临终关怀的地步，就算是临终关怀，在国外也是应该回归家庭。这方面，我们和国外有很多理念的不同，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最后的阶段是在医院渡过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之一。
我的患者多是转移性的患者，都是比较晚的，生命多在倒数，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倒数的，只是他们近一点，他们可预计，我们不可预计。对他们的治疗安排，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需求，工作和生活，以及他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对家庭的安排等。
戴戴：患者最后的日子，应该要么是在社会里，要么是在家庭中，但我们的患者，大部分还是躺在医院里，这是什么原因？
沈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社区服务跟不上，如果家庭医生能上门，很多患者都是不需要住在医院的，但现在社区医疗跟不上，患者在家里没法生存。
比如，我们很多消化道患者肠道毁损性破坏，已经不能进食，只能靠肠外给营养，这本来是可以回到家庭，但由于家里没有人能为他做输液之类的护理，他就只能在医院待着，没有条件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再一个疾病观不同，这也很重要。很多患者的家人害怕，没有基本的医学知识，或者觉得走的时候一定要有医生在身边。其实国外很多人走的时候，是希望和家人在一起，手握在一起，和爱人孩子拥抱着，或者牧师在身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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