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三孩政策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人口专家过去提出了很多的政策建议，认为越快、越早放开生育政策越好，国家对此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一起来看看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
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1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此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了“三孩”政策。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三孩政策必然涉及到住房问题，小户型诸如90平方米远远不够，即便120平方米的户型也还是不够，因为户型不是简单解决小孩子居住等问题，一些功能用房也要增加。所以预计传统的“9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90—144平方米中户型、144平方米以上大户型”的户型分类格局会转变。这对于一些主打大户型的房企来说显然是利好。而这个过程中，一些金融贷款政策、税费政策等也会有所变化，这都会形成一系列的调整。第三、人口政策势必影响相关产业，包括住宅业、建筑业、托幼业、家居业、教育业等都会受到利好，自然也会在A股市场上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2
三孩政策背后：自然增长率一路下滑
5 月 11 日，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人口共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 133972 万人相比，增加 7206 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0。57% 下降 0。04 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 10 年来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尽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我国人口近 10 年的平均增长率降幅不大，但是最近数年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在快速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尚有 12。43 ‰，这一数字到 2019 年已经下降到 10。48 ‰。
杨舸指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的背景，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密切相关。数据显示，虽然最近 10 年人口总量继续低速增长，但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数据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相应的生育率下滑趋势也非常明显。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 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一般来讲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 2。1，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也就是说会出现人口世代更替的减少。
同时，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总人口负增长的时间点，也有可能由于出生率的一路走低而更快到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自然人口增长率下跌速度很快，已经从 1999 年的 8。18 ‰下跌到 2019 年的 3。34 ‰。目前，很多城市面临自然人口负增长的局面。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单位：‰
从目前的.人口增量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此前预测的人口负增长节点（2027 年前后），有可能会提前到来。因此放开生育政策，让更多有生育需求的家庭能够生育，这是避免人口负增长过早到来的一个手段。" 杨舸说。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指出，中国人口高速甚至于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已渐行渐远，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正渐趋尾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代则渐行渐近。" 十四五 " 时期预计将是 21 世纪最后一个人口完全正向增长的发展规划期，而到 " 十五五 " 时期，我们会迎来中国人口总量的 " 拐点 "。
他在文章中表示，迈入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时代，是中国在人口领域所面对的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程需关注的先导性议题，深刻影响着高质量发展的劳动力供给量、消费者需求量等。
放开三孩生育会带来什么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杨舸认为，首先，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七普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13。5%，这个占比较此前预估的更高，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程度出乎大家的意料。如果要减缓老龄化的进程，提高生育率是目前能够做到的最有效的方法。
其次，从我国的人力资源禀赋来看，我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规模优势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目前国际贸易的严峻形势下，我国能够通过双循环来实现经济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我国的人口规模优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也就是与 2010 年相比，16 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4000 多万人。但是应当看到，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达到 8。8 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孩生育政策出台。
杨舸表示，目前来看，能否和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出现一个生育小高峰类似，出现 " 三胎红利 "，这还不好说。因为根据此前的生育意愿调查，有生育三孩意愿的家庭整体比例非常少。因此，需要一些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的衔接来促进生育。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杨舸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这些政策的覆盖面是很广的，因为改善生育率是一个体系工程，从恋爱到结婚组建家庭，到孕产期，再到儿童成长，整个过程都需要全面的政策支持体系，所以相关的配套政策也需要逐步建设。
杨舸认为，目前放开三孩生育政策，这是一个政策的起点，也是一个政策信号，未来会逐步把相关的配套政策，包括女性劳动权益、妇幼保健、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康的婚恋教育引导等，都会慢慢建立起来。
三孩政策需要更好的配套措施
社会期盼已久的三孩政策终于在 5 月 31 日正式推出。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愈显严峻的当下，如何有效提振生育率，或将成为未来两三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社会议题。此时推出三胎政策，可谓顺天应人。
我们应该同时认识到的是，如同任何社会政策的顺利执行都少不了配套措施一样，三胎政策推出后，社会应该积极考虑为愿意继续生育的父母们提供必要及有力的支援。
那么社会需要准备哪些配套措施呢？我们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大致梳理出来。从家庭政策的角度看，夫妻的生育意愿之所以能转化为生育行为，除了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在一个现代社会之中，更重要的是对生育行为的成本收益考量。这主要包括了对妈妈职业生涯的冲击以及小孩出生后的养育成本两个方面。众所周知，在 " 全面二胎 " 推出后的几年来，生育率曾短暂上升，但之后又迅速回降，尚未达到当初的政策目标。这当中的原因，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学术研究，无不指向工作压力与生活成本。因此，配套措施的提出，必须能直接对应这些考量和影响因素。
首先是生育成本谁来负担的问题，尤其需要重视产假给女性带来的就业歧视。不必讳言，一些企业在招聘时 " 重男轻女 "，据观察，这种情况在 " 全面二胎 " 后有所增加。一些未婚未育的年轻女性很可能会因为这种考量而在求职中被刷走。很多企业的考虑是：招一位未婚未育的女职工回来，三年合同内要是生两个，先不算孕期多种不便，产假加在一起就有可能放一年，这期间的工作谁来承担呢？于是倒推一下，干脆等她们生完孩子再聘请，就成为很多企业 HR 的现实选择了。这种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生育意愿，更在现实中逼出了部分要求女职工承诺合同期内不生育的 " 灰色条款 "。
这种现象的根源是生育成本该由谁承担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之中，社会不应再幻想通过呼吁企业社会责任来彻底解决问题。我们的生育保险及产假制度，实际上是要求企业为职工个人的生育行为埋单，但对女职工的就业歧视说明不少企业想把这个成本转移回职工的家庭。正是劳资双方把生育成本如此 " 踢皮球 "，使一些年轻父母陷于生育与就业之间的焦虑纠结之中。事实上，大部分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社会都没有生育保险，尤其在一些低生育国家，政府为了鼓励生育，产假带来的成本均由财政承担。生育成本财政支付，这应是三胎政策最基础性的一项配套措施。
其次是幼儿照护问题。很多人用 " 一孕傻三年 " 来形容刚生了小孩的年轻妈妈工作效率低，但没有认真想其中社会应承担什么责任：正是因为幼儿需要照护，但社会没有伸出援手，所以让妈妈忙不过来。幼儿照护往往有两个阶段：在 0—3 岁的婴幼儿阶段，很多家庭都是通过让老人带孩子的方式来解决育儿问题；4—6 岁的学前阶段，孩子通常会上幼儿园，但不少城市的公办幼儿园都存在着学位不足等问题，许多职工家庭只能送孩子去上价格较贵的民办幼儿园了。
从配套措施的角度来看，首先应确保老人带小孩这个选项不受政策改革的影响。这里要关注延迟退休改革——很多年轻夫妇正是靠五十多岁刚退休的祖母或者外婆来带小孩。如果这些祖母外婆推迟到六十岁以后才退休，不但子女错过了最佳生育年轻，她们也可能不够精力带小孩了。当然，如果讨论的是第三胎，这一点的影响较轻。其次是义务教育能否向学前阶段覆盖的问题。例如，要么把大量的民办幼儿园进行公有化改革，以公办价格招收学前儿童；要么也可以 " 钱跟人走 " 的方式，让家长凭出生证为小孩办理入托，国家出钱承担其基本托费。
第三是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尽管我国有义务教育法，但不少家庭都会认为，现在把一个小孩养大过程中负担最重的是教育成本。这个问题的根源是高端民办学校跟公办中小学在教学资源上拉开了一定差距。在很多沿海大城市，能考进公办名牌高中继而上好大学的，往往有较高比例是高端民办初中的毕业生。在一些高端民办学校招生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有 " 职普比 "1 比 1 的限制，一些公办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可能只能上职中，这种现实显然会让很多工薪家庭感到沮丧。
解决之道其实一目了然，就是打破高端民办学校的垄断地位。参考国际经验，应该设定高端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之间的升学率限制区间。当公办与民办学校升学率距离被拉开，应由政府加大资源投入，直至公校的升学率回升到公众可接受的范围以内。
以上三个方面的配套措施，似乎分别属于短期、中期及长期的内容，但就一个措施从执行到其效果彰显的时间差而言，都没有给整个社会留下太多的犹豫空间。如果这些措施能尽快拟定及出台，社会应可积极展望三胎政策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