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说排泄物吧。中国古代因为发现了农家肥的妙用，所以在处理排泄物上多了一条渠道，不像欧洲人，19世纪依然把排泄物倾倒到河里，以致于欧洲几条注明的河流全都臭气熏天。19世纪伦敦爆发的大规模霍乱，就是粪水污染地下水，人们从井里打水喝，形成粪口传染导致的。
在乡间，排泄物会被收集在粪坑里、大瓮中、旱厕里，再沤制后制成农家肥。在城市，这些排泄物出现在马桶里，由挑粪工收集起来，再转卖给地主和农民。挑粪这项工作，几乎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诞生的。唐朝时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因此诞生了一位“掏粪状元”，名叫罗会，生意最好的时候大半个长安城的排泄物都让他承包了，赚的钱再拿来买房置地。直到民国，这项工作都一直存在，晚清北京城有四霸天之说，指的是四个容易诞生流氓，老百姓惹不起的运输业行当，其中就有挑粪。惹了挑粪的，日子恐怕只能臭着过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这条运输通道只覆盖了家庭，若是路上想来一发，总不能给挑粪的打电话，在大桶里拉吧，怎么办？去公厕。嘉庆三年（1798年），一位饱读诗书，放荡不羁的北漂学子黄竹堂，写了记录当时京师见闻的诗160首，集名《日下新诞》，里面有一首，就是咏收费厕所的，诗曰：“画帧神仙当户张，朱红高架表毛房；通衢广陌舒人急，市肆中间方便场。”诗后面还有一段补记：“……其铺内一室，则环列小坑，以板界隔，人各一坑。与钱一文，给纸二张，诚方便经营也。”
这洁净毛房，后来演变成茅房，就是公厕。但因为是收费的，且数量很少，所以大部分人并不会去上，他们还是更喜欢在街上拉，“故人都当道中便溺”，拉在店门口，有金银自来之意，各店伙计也就扫着收拾掉了，积攒的排泄物也好可以卖，果然是金银自来，所以随地大小便在中国一直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直到八国联军来，才“友邦惊诧”了一番。
